院前急救是應急醫療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乎院外急救的成功率。但一些因素制約了我國院前急救事業的發展，甚至延誤了患者的搶救，錯過了生還的黃金時機。為此，一些地方制定了一些政策和舉措，嘗試突破這些影響因素所構成的屏障，筆者在此盤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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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持證公民行院外急救可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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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許多國家為了確保事發現場的“第一目擊者”沒有后顧之憂，在法律上確立了公共急救行為造成損害后果的可擁有責任豁免權，但在我國并未有國家層面的立法對現場急救行為的法律責任作出明確界定，這使得許多“救人要擔責”的糾紛發生，讓許多擁有急救技術的民眾在“救還是不救”的猶豫中徘徊，不敢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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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天，杭州頒布了最新的《杭州市院前醫療急救管理條例》，其中第三十條明確規定：“公民發現急、危、重傷病員時可以撥打‘120’電話呼救。鼓勵經過培訓取得合格證書、具備急救專業技能的公民對急、危、重傷病員按照操作規范實施緊急現場救護，其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不承擔法律責任。緊急現場救護中作出突出貢獻的，衛生計生行政主管部門可以給予其表彰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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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國第一條明確急救免責的法律法規，切實打消了公眾急救時的擔憂，不必擔心因過失導致的傷亡而被追究法律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確保患者能夠及時獲得救助，并提升搶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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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免責機制是有條件的，必須是經過培訓，并取得急救技術合格證書的人才能享有。也正因為如此，推動了院前急救領域的培訓工作。該條例一經發布，申請進行院前急救培訓的杭州市民數量比往年劇增。截至三月份，已有近18000杭州市民進行了培訓，其中逾萬人獲得了合格證書。可見《條例》的出臺對急救技能的社會化普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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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急救車配備行車記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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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阻攔救護車導致患者救治延誤而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2004年5月開始實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條規定：“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執行緊急任務時，可以使用警報器、標志燈具；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駛路線、行駛方向、行駛速度和信號燈的限制，其他車輛和行人應當讓行。”各地也有對違法者出臺相關的處罰措施，但仍舊屢禁不止，尤其是在交通高峰時期，救護車只能無奈地在車流中動彈不得。有些駕駛員也表示如果在車流中為避讓救護車而違法，會擔心會不會受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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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這個問題，成都市率先在2012年末在300輛急救車上安裝行車記錄儀，拍攝主動避讓和不避讓的車輛，作為駕駛員申訴和交警的處罰依據。在之后幾年里，各地效仿，并對因主動避讓救護車而“違章”的駕駛員撤銷其“違章信息”，深圳市還出臺了如何避讓救護車的規范。這給那些主動避讓的駕駛員提供了保證，也給那些“只求自保便萬事大吉”的人們敲響了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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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根據標準，可拒絕患方選擇救治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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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急救理應本著就近原則選擇有處置能力的醫療機構，然而救護車司機經常有這樣的困擾：患者或其家屬指明A醫院作為救治醫療機構，但司機知道B醫院比A醫院近，這時就比較矛盾了，到底是堅持自己還是順從患方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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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個問題，廣州的同仁們有著自己的見解。與全國其他城市的急救指揮中心包含院前急救醫療機構不同，廣州的急救指揮中心只是調度中心。在2010年制定《廣州市社會急救醫療管理條例》時，這成為了熱議焦點之一。廣州的立法者在綜合各方意見后，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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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傷病員及其近親屬提出選擇救治醫療機構的，急救人員應當告知其可能存在的風險，在傷病員或者其近親屬簽字確認由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后，將其送往所選擇的醫療機構，并立即向急救醫療指揮機構報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急救人員可以拒絕傷病員及其近親屬選擇救治醫療機構的要求，傷病員及其近親屬應當予以配合：（一）傷病員病情危急，有生命危險的；（二）所選擇的醫療機構與急救現場的路程距離超過十公里的；（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需要對傷病員進行隔離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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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只有患者病情允許或者沒有明顯舍近求遠時才會滿足要求，對是否采納患方所選擇的醫療機構提出了標準，并且要求急救人員說明理由后詳實記錄，如果采納患方要求應立即報告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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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筆者整理出的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和舉措，都在推動院前急救發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方面有著很大的作用，值得各地根據自身情況借鑒。筆者也相信在之后的時間里會出現更多突破性的政策措施從而解決院前急救實踐中所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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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醫學界
